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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苏维埃铁甲（第2页）

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

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

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

，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

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

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

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

，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

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

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

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

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

……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

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

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

，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

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

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

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

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

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

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

的大有人在。

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