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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八十九地下协定（第4页）

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

、“知不足斋”

、“昨非今是斋”

、“不得不勉斋”

、“日新斋”

、“习勤斋”

、“时新斋”

等。

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

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

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

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

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

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

映霞原配程氏是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

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光绪二十四年嫁到祁县乔家。

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

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

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

杨氏去世后，乔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

谁知十年后，乔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打得火热。

虽然乔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秀菊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乔映霞宣布结婚。

婚后生有一子，五年后，两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以离异收场。

离婚后，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

又因受刺激太深，1921年曾一度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及家乡三处往返休养，将大权下放。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乔氏家族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朔铭实施首次币制改革后，大力扶持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乔家顺应时势，将原有的钱庄票号改组为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改组过程中，乔家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和帮助，而乔家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也经常得到财政部和“人和集团”

的帮助，而对于杨朔铭本人的一些“指示”

，乔家也言听计从，象这一次的“秘密储银”

，就是在杨朔铭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储银工作完成后，果然如同杨朔铭所预计的那样，国际银价开始大涨，正当乔映霞为即将到手的巨大利润而喜悦万分的时候，却传出了政fu准备重订币制和以纸币收兑白银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乔映霞忧心如焚，他急匆匆的赶到了山西乔氏“大德银行”

总部，向行长阎维藩问计，但他却惊讶的发现，阎维藩似乎对此并不担心。

“虽说事有反常即为妖。

但我知道，他小杨绝不会干拆自己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