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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四空降斩首（第4页）

如策动“保路运动”

、引爆辛亥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

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

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

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

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

、“中体西用”

之类“意识形态”

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

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

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sè都是“利益”

，绝非“理想”

。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

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xìng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

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

），这是典型的“牧民”

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nǎi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nǎi，甚至是血。

辛亥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fu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

，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

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

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fu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fu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

策略相wěn合。

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fu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

异化为“”

甚至“暴力”

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