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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一霸（第4页）

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

本来是做“正经生意”

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

，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

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

，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

，达成这一“盈利”

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

商号，把yà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nong得各地yà商只好仰承“长发元”

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yà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

除yà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ā、高利贷等。

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刘文彩做起yà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yà号便不能不垮台。

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én。

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

处长。

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北京政fu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

刘德升记录刘文彩贩烟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én征收烟税，推销‘公土’。

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以至于川南烟馆之多，骇人听闻。

同时，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si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si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

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

也就是说，刘文彩实际上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专卖制度”

，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西南各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

“最好能进到他的府里，找到账目。”

刘德升又举起了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的情况。

此时他注意到两辆美国“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