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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第4页）

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

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

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

’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王朝成型的。”

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

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

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

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

不然，何以éng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éng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

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

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的局面呢？”

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朔铭说道，“苏俄的，一是领袖的，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

想搞，在具备高水准的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政权。

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民主和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

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是特别英杰的政治。

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

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

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

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的机会。”

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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