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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梦醒时分（第2页）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

）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

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工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

我更恐北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

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

……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

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

）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

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

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

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

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当日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

但实际却不然。

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

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

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

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府，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的机关。

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

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

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