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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五街头喋血（第4页）

“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

今日之时代，非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欲言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

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杀一儆百”

之效。

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

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

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

的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

辛亥后及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暗杀推向了顶峰。

一次是三位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党人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

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的恐怖气氛。

但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暗杀出现了重大转变。

民国肇建之时，总统、内阁、议会、政党、宪法这些近代政治制度的诸多要素均呈现出来。

政党团体有大小六百多家，而且是自由组合，各具主张，基本没什么限制。

内阁是联合组阁，而且还是经国会正式通过。

如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施肇基等内阁成员，除个别人外，多是应一时之选，不论放在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其学养、背景、历练、素质都算优秀。

议会分参、众两院，尽管不出自选民，但依据的是1912年8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也是自由选举，各党各派各省均有代表。

由于民国完全不同于清廷专制，公开肆意捕杀异己为社会所不容。

因此一些人只能靠暗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

无论是党内部，还是执政者，均热衷于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

因为者和执政者一样，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即便是同道，照样不能容忍。

而行刺的方式和目的，也转变为单纯杀人，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是否英雄壮举。

他们不再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

他们的刺杀任务常常被一层层布置下来，其间环节之繁复为的是避免幕后主谋暴露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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