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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七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第3页）

段祺瑞说道。

1919年1月17日，张敬尧通电下野，张氏兄弟旋即逃往外省，在省界为湘军所捕获处决。

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军撤往湘潭，为湘军“护民军”

第1师所截击，唐天喜本人被当场击毙，湘军官兵获其尸后悬于城头，以泄民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电下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制宪会议会场。

“那位小杨将军已经通电全国，赞成湘省自治，废督裁军，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来了咱们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电。”

“不然，他赞成自治，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其自身打算，借着自治的名义对抗北京政府。”

“连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这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这真真假假咱们暂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国家，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

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

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

有话不说，有意不伸。

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

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

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

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

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

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

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

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

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

，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

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

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