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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章 万古帝皇下（第2页）

执行厉法。

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阿拉伯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

的宗教法律，觉得阿拉伯国家执行酷刑。

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

，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

哄骗民众造反。

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

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

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

秦始皇的重农抑商整场，也遭到过指责。

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

。

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

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

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

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

古代的“耕”

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

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

置于“战”

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

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

而非选择“商”

。

从社会结构看，“耕”

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

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从制度上看，“耕”

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

一样四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