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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在法律与美学之间梦游（第2页）

这样，它们表面上便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

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

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无形中亦遮蔽了它那原有的独特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就其本性而言，法律语言是与展现浪漫趣味的文学思想及其叙述方式相抵牾的。

但杨远新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这个障碍。

固然，他是警察，一名法律工作者，但同时他又是一名有着无限文学梦想的人。

于是，他通过一系列的文学创作，坦然地面对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和矛盾，游刃有余地将这种冲突与矛盾，在某场文学情境中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和谐之美，或者一种和谐与矛盾之间的玄妙之美，——他的长篇侦探小说《爱海恨涯》就是他在这方面追求的代表作。

融合：寻找法律与文学的审美底蕴

法与美，究竟是不是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呢？

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哲学》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desRechts）。

实际上，拉德布鲁赫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

和“艺术（美）的世界”

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造成了的深刻影响。

同样，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新科学》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

及其创造物的魅力。

“诗性的经济”

、“诗性的伦理”

、“诗性的政治”

、“诗性的宇宙”

如此等等，其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杨远新也曾表述并认同过类似的观点：“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

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

。

“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像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

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于阐释矛盾，而法律的目的在于解决矛盾。

他们同源于矛盾，或是展现，或是解决。

杨远新的长篇《红颜贪官》《大追捕》等作品，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像的现实”

中“法律的故事”

之恸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冲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在杨远新的作品里，已艺术形象地复述出法律或者警察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

，并使得其文学的叙事形成了“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

，继而在复杂的“疑难案件”

的侦破与审理中，引申出更切合人性底蕴的法律义理。

任何一门学科的大道之所在，不是学科描述的简单理论，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终极之美，法律和文学亦不例外。

无论人类如何理解法律，是惩罚、是警示、是拯救、抑或是协调，法律的终极也必须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