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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7章 珐琅表5（第1页）

十七世纪，欧洲钟表制造业在北京享有盛誉，备受青睐。

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1654~1722）在1680年在宫廷创办了多间钟表制作坊，召集全国各地的工匠跟随传教士学习钟表制造技艺。

这些工作坊制造了数以千计的时钟，当中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发条柔韧有弹性，结果却不尽人意。

这些出品大都只是欧洲钟表的仿制品而已，质量稍差。

中国人同时也采用半透明珐琅材料和褶皱金银材料制造钟表，但效果难以与日内瓦及英国工匠的工艺媲美。

康熙于1722年辞世，这些由他创建的工作坊不久也销声匿迹了。

参观日内日瓦的百达翡丽博物馆时，我们看到珐琅钟表的发源地日内瓦对中国珐琅钟表的阐述是这样的。

他清楚明确地表明，在三百多年前，中国皇帝如此钟情于珐琅钟表，但集全国工匠之合力，工艺却不能媲美瑞士精巧美丽的珐琅腕表，因此只能从国外进口。

当我们进一步翻阅资料，了解珐琅钟表的发展历史，会发现，17世纪末，怀表在欧洲，就被发明于世，以其小而轻便的携带特点，让阅读时间成为随手可及。

到了18世纪，怀表的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制表工匠纷纷让怀表穿金戴银甚至将极难的珐琅工艺制作在怀表之上，极尽奢华，拥有一块怀表成为绅士名流彰显身份的象征，而拥有一块珐琅怀表则成为皇家贵族尊贵身份的体现，因此也造就了许多技艺精湛的珐琅表品牌，当今世上流传的百达翡丽雅克德罗江诗丹顿宝玑等耳熟能详的珐琅表品牌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只做工讲究、功能复杂的珐琅怀表，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在三百多年前的瑞士，怀表更是贵族们不可或缺的心爱之物，尤其是绘以珐琅图案的怀表，更是其中的上品。

由于珍贵的珐琅怀表全为手工制作，大多是仅此一件的定制孤品，弥足珍贵。

清朝初年，西方贵族为讨好东方帝王的欢心将代表本国最高工艺水平的珐琅器敬献给当朝皇帝，深受康熙、雍正、乾隆等历代皇帝的喜爱。

康熙皇帝对珐琅器极端钟爱，就连下榻的龙床边及满朝文武上朝的太和殿都少不了它，对珐琅钟表更是情有独钟。

据记载，康熙帝在养心殿开办造办处，专门从事珐琅钟表研发制造。

1722年康熙帝辞世后，珐琅表的研发就此停滞。

加之光绪年间，清政府内忧外患，仅有的大明火珐琅钟表制造工艺于清末失传，宫廷珐琅艺人流落民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知名珐琅腕表品牌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伯爵等纷纷于二十世纪40年代推出自己的高端珐琅腕表，然此时的中国，珐琅腕表技艺已经和西方相差了整整三个世纪！

2007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俊在北京创办孔氏（北京）国际钟表有限责任公司，怀揣着复兴中国珐琅腕表这一几代人的梦想，凭着一腔热忱，聘请了有着55年珐琅经验、师从宫廷珐琅传人的王瑞瑜师傅，进行珐琅腕表工艺开发。

历经数百次失败，耗时五年，花费金银珐琅宝石颜料无数，凭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理想信念，终于成功制作出第一快珐琅腕表，完成了前人没有完成的珐琅，填补了中国无法制作微缩珐琅空白，圆了几代珐琅大师近三个世纪的梦想！

2014年，孔氏惊艳亮相巴塞尔，获得多位世界级制表大师如杜夫先生、掐丝珐琅皇后Anita女士的题词赞誉。

成为中国第一家参加巴塞尔展的珐琅表品牌。

历史悠久的瑞士国际钟表博物馆，面对来自东方的珐琅，毫无保留的给以孔氏珐琅最高的艺术评价，并将孔氏珐琅腕表永久珍藏。

孔氏腕表是唯一一枚被瑞士国际钟表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品牌珐琅腕表。

2014年~2017年，孔氏珐琅连续四年参加瑞士巴塞尔表展，与世界名表同台竞技！

难怪瑞士国际钟表博物馆馆长评价孔氏珐琅为：“东方绝超艺术”

，世界独立制表大师协会主席杜夫先生为孔氏题词“为美丽的珐琅工艺喝彩”

。

法国钟表收藏家协会主席这样写道：“很荣幸参观来自中国的珐琅，希望中法在钟表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交流。

“

2017年，是孔氏连续第四次参展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巴塞尔市政府特意在市政厅为孔氏及中国钟表代表团召开接待晚宴并升起五星红旗，瑞士历史最悠久最辉煌的600年艺术殿堂巴塞尔市政厅永久收藏孔氏大明火微绘珐琅腕表一枚！

孔氏珐琅腕表，虽然比欧洲迟来了三百年，但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及优秀的工匠精神，使得孔氏珐琅腕表工艺完全可与国外顶级腕表品牌媲美，同台竞技也毫不逊色，打破了只有欧洲顶级品牌腕表品牌才能制造珐琅腕表的技术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