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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4页）

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

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

毛泽东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

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

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

〃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

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

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

这个安排我没同意。

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