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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4章轩然大波(三章合一,有点长,求月票!
)
白岩松道:“看来你对诺贝尔奖的敌意很浓厚啊。
但我们知道,它虽然是一个欧洲奖项,却兼顾了全世界的作家群体。
并且在近几十年,越来越多地颁给了老欧洲以外的作家,所以有很多美国、南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作家获奖。
即使这样,你仍然认为它不够公正吗?或者,你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公平?”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立场追问其实非常微妙,张潮如果回答不好,那他前面的表态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欲擒故纵。
张潮道:“追求绝对公平当然是荒谬的,我更不会幻想诺贝尔文学奖会以一种神爱世人的超凡姿态来拯救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
文学和科学不同,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文学奖必须有其立场和原则。
茅盾文学奖偏爱史诗感强的现实主义长篇;布克奖追逐热点,在叙事方面偏于保守;芥川奖主要颁给纯文学作品……
这些立场和原则都是水面下的潜规则,只能通过获奖作品进行揣测。
这是一种保持奖项影响力和灵活性的策略,没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诺贝尔文学奖要坚守其立场的韧性,甚至我还非常赞同诺贝尔文学奖为了展现其公平性,用各种中立的学术话语来掩饰其立场的行为。
比如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奖时,瑞典文学院特别强调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
而1982年马尔克斯获奖时,评委会则评价他由于其长篇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
这种表达上的微妙区别,展现了评委们的智慧,他们懂得如何在坚守立场的基础上,去提炼文本解读上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任何敌意,更不介意他们用怎样的目光来凝视中国文学。”
白岩松茫然了,问道:“那你……”
张潮毅然决然地说道:“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的是我们的作家、批评家,甚至许多关心文学的普通读者,对马悦然院士这个诺奖符号,展现出来的卑微态度。
当一位汉学家的个人审美趣味被放大为“国际认证“,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评审标准成为创作指挥棒,这何尝不是新型文化殖民的体现?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里,是我们主动打开大门、箪食壶浆地欢迎马悦然院士——尽管我相信他并没有傲慢到这种程度,也无意做中国文学的王师,让中国的文学从业者、爱好者们年年北望。
但研究殖民文化的学者萨义德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文化霸权往往通过看似中立的学术话语完成渗透。
当一种文化标准达到了形成霸权的程度,那再和善、谦虚的人也被其强大的惯性所裹挟,身不由己。
身为中国作家,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主动放低姿态、做出退让,当然也无须喊打喊杀,而应该有一种你评你的、我写我的自信,。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某些作家刻意在作品中堆砌东方主义元素,将苦难叙事异化为文化奇观,这种创作取向本质上是对文学尊严的自我阉割。
而之前舆论热炒我与马悦然院士可能发生的一次普通对话,性质一样——我不想当奇观,更不想被阉割。”
白岩松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然后才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没有对会面的过度解读,那你还是愿意和马悦然院士见面?”
张潮点点头道:“是的。
见个面有什么?老头还能吃了我不成。”
白岩松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张潮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身为60后,他很难理解张潮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从何而来。
向西方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谦卑一点怎么了?到时候捧回大奖,光彩的不仅是自己,还是全中国人民啊!
不过身为职业记者,他还是很专业地问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会不会太激烈了?毕竟我们的文学在8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巧和理念,其中就包括……包括你的一些老师。
要知道,正是他们积极开放的求知心态和探索精神,才让中国文学奋起直追,有了今天的成果。
如果作家们都像你一样拒绝来自外部的评价标准,会不会让我们的文学再次走向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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