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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路运动不期而至（第2页）

或“亲贵内阁”

。

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没有诚意实行君主立宪。

徐世昌开口道：“禀太后，成立内阁之后，各衙门之间难免要进行一系列的人事更迭，急需一大笔钱用作经费，可是眼下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这……”

徐世昌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在等着隆裕太后给他一个答案。

隆裕只得问奕劻：“庆亲王有什么好办法？”

奕劻行了礼，然后信心满怀地说：“微臣准备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大约六百万镑！”

“什么？向四国银行团借六百万镑？”

隆裕太后吃了一惊，“庆亲王，六百万镑可不是个小数目，洋人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点甜头儿他们肯借？咱们拿什么做抵偿？”

奕劻面色平静地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奏，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再卖给四国银行团，料想有这个条件，他们必定答应。”

隆裕太后一阵头疼，尽管心中十分不赞成，但也毫无应对之策，现如今就只能任凭这帮大臣们折腾了，走一步算一步。

略略思忖之后，隆裕太后道：“准奏！”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四银行代表订立协议，彼此商定，今后四国银行联合经营并均分在华投资的权益和机会，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

四国银行团不是四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合，但它是金融实力最雄厚的四个国家资本的联合。

这四家银行都与本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该国政府贯彻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四国银行团实际上是这四个国家对华外交的一个联合体。

它从一开始就在它们本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国银行团代表经过几个月的劝诱，终于说服了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同意英、法、德、美一起承担币制实业借款。

1911年4月15日，《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签订，确定借款总额一千万镑（合银八千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团平均承担，年息五厘，九五折扣，四十五年偿清，借款用于改革全中国币制和发展东三省实业（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借款没有实现）。

帝国主义列强一直觊觎中国铁路的主权，企图通过控制中国铁路而控制中国经济。

中国人为了捍卫中国铁路主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06年，清政府出高价向美国合兴公司买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改为商办。

而后起的川汉铁路有了前车之鉴，从一开始的三四年内就完成了官办到商办的转变。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

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

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之把川汉、粤汉铁路专营权卖给四国银行团，与它签订了六百万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借款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担，清政府分别聘用英、德、美工程师各一个负责修筑各段铁路，其中湖北宜昌到夔州（今奉节）段聘用美国人为总工程师，该段用美国借款修造；铁路竣工后，款未偿清前（合同规定借款四十年还清），中国仍任用欧美人为各段铁路总工程师；铁路建筑器材应向英、美、德、法购买等等。

很明显，所谓“国有”

其实是“洋有”

。

中国人好不容易掌握的中国铁路主权，却在清政府的帮助下，被洋人巧取豪夺去了。

两个借款合同在中国和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日、俄两国很不满意，认为合同第十六款（该款规定四国银行团有与清政府“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

的优先权）侵犯了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而且将使其“人民和机构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机构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

四国银行团被迫答应，不利用这项规定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业务，不妨碍日、俄两国在那里的金融活动。

1911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