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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戏女客柳如是恃贵兴党狱周仲驭蒙冤（第2页）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与刘宗周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黄宗羲也更加受到社友们的热切包围，以至无形中已经取代了陈贞慧的位置。

对于这种变化，黄宗羲倒也受之坦然，当仁不让。

这倒不是他热衷于充当什么领袖。

他只是觉得，复社的社局，再这样下去，实在是不成了。

像以夏允彝、陈子龙为首的旧几社那一派人，由于门派、政见不同，加上前年虎丘大会那一场风波，已经更加离心离德，就不必再说；倒是自己这一派，例如冒襄，一直躲在如皋家里不出来；方以智则由于降贼失节的嫌疑，弄得极为狼狈，已经无法出门；陈贞慧又是那么一种情形。

至于侯方域，由于一向站在陈贞慧一边，近来社内人心出现转向，使他感到十分恼火，对社务也摆出一副不屑、不理的样子。

所谓“复社四公子”

，到头来，竟然闹成这等虎头蛇尾的局面。

如果不想让复社就这样垮下去，总得有人出来撑起局面。

本来吴应箕在社内资格既老，地位也高，偏偏却是天生一副孤傲不群的秉性，社友们都有点怕他，他也懒得管别人。

正是有鉴于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黄宗羲才毅然决定把社务的担子挑起来。

也是到了真正承当起责任的时候，他才体会到事情的难办。

别的不说，光是为着维系各方面，做到经常保持着渠道的畅通，就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何况又是处在这样一种艰难的时势，每把一个设想变为行动，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不过，他有一个脾气，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所以近一个月来，他倒确实在全力以赴。

五天前那个秦淮大会，就是他想出的主意，并得到周镳和社友们的赞同和支持。

直到此刻，黄宗羲还在为那天的举动颇为得意。

“前年中秋，听说定生、次尾他们也曾在这里闹过一场‘借戏骂奸’，但阮胡子本人没有在场，到底隔了一层。

看来论痛快，论声威，还得数五天前这一场！”

这么一想，他不禁兴奋起来，目光闪闪地环顾着在座的吴应箕、梅朗中、余怀、左国棅、沈士柱，以及八月十六那天没有赴会，但今天偏偏一早就跑到书坊来的侯方域，断然说：

“别看权奸小人势可障天，在朝廷之上趾高气扬，凌压僚众，但对这‘清议’，却也畏惧得紧。

十六日之事，可证一斑！

既然如此，那就正好，我们何不针锋相对，把留都的清议尽量闹动起来，让人人指着他们的脊梁骨骂，叫他日夜不得安生！

所以，依小弟之见，竟是即速联络缙绅中的怀忠愤乱之家，各自上戏行去招班设台，把十六日这出《喜逢春》一齐搬演起来，来他个满城争骂魏阉奸贼，人人皆知逆案难翻！

另外，再凑上几副骂贼联、几首斥奸诗，派人悄悄写到马、阮狗贼的家门上，让他再吓个半死。

列位以为如何？”

“唔，前些年阮胡子写了几出戏，便自夸什么‘户户争歌《燕子笺》’，如今我们来个满城争唱《喜逢春》，倒正好扇他一个耳刮子！

此计不错！”

吴应箕首先瓮声瓮气地赞成。

“还有《冰山记》《鸣冤记》《清凉扇》都可以唱。

不过，就怕那些缙绅之家不敢。”

左国棅兴冲冲地提出疑问。

“有什么不敢？这戏骂的是魏阉，那是大行皇帝手定的逆案，莫非还算犯法不成！”

沈士柱显得颇有信心。

“就算他们不敢，就我们这些人，每人雇上一台，也有十台八台了！”

余怀也表示附和。

梅朗中提出另一个疑问：“演戏倒还罢了，只是把对联和诗写到狗贼权奸的家门上去，设若被他侦知，乘机反诬，只怕……”

这种担心立即遭到左国棅的反驳：“对联和诗人人都作得，只要手脚做得干净，无凭无据，他也不能把我辈怎样！”

吴应箕哼了一声，冷冷地说：“他要抓把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逃不掉的把柄，多一个少一个，还在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