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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汪曾祺的一个兴奋点。
他在意的是乱世之中的“天上人间”
。
我给大家来解开《受戒》的美学之谜吧:当汪曾祺描写“释”
,也就是佛家弟子的时候,他是往下拉的,他是按照世俗来写的,七荤八素;可是,当汪曾祺果真去描绘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又往上提了,他让世俗生活充满了仙气,飘飘欲仙的,他的精神与趣味在“道”
。
李泽厚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儒、道、释互补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
汪曾祺也是这样。
汪曾祺也入世,但是,情况并不妙,两头不讨好,他只能匆匆忙忙地出世。
照理说,1980年的中国是多么复杂,又是左,又是右,又是坚持,又是改革,还要开放,对不起了,汪曾祺统统没兴趣。
在1980年,汪曾祺的写作其实是很边缘的,他的创作既不属于反思文学也不属于改革文学。
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吧,汪曾祺所写的究竟是什么?“解放前”
。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解放前”
大红大紫起来了。
《受戒》真的把读者吓了一大跳。
——《受戒》为什么会把别人吓一跳?谁能告诉我?
听好了,《受戒》所描写的可是“解放前”
。
“解放前”
的中国乡村那么富足、那么美好,“解放前”
的中国农民那么幸福、那么安康,一句话,“解放前”
如诗如画,大伙儿如痴如醉,——哪一个中国作家敢这么写?你脑子坏了。
你发癔症。
汪曾祺的写作从来都是非政治的,他是人性的、文化的、诗意的。
所以,汪曾祺写《受戒》,“1980年”
既是一个写作日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
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
汪曾祺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1976年之前就死了,汪曾祺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这么贵重。
道理很简单,在1980年,能写出《受戒》这种作品的中国作家没几个。
我们传统文化的底子薄,写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小说的结构了。
这一次我所说的不是情节结构,而是人物的结构,也就是小说人物的出场问题。
也许你们要说了,这又有什么可说的?我是作家,笔在我的手上,我想让小说人物什么时候出场他就什么时候出场。
哪能这样呢,那样的作家不成土匪了,——“你给我出来!”
小说的人物就出来了。
不能那样。
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文学尊严的,你做作家的必须把人家给请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小说人物会听你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小说人物在什么时候出场,这就要商量。
好,在第二章里头,汪曾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人物关系也极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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