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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因素与精神疾病（第1页）

“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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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与精神疾病

一、社会因素与精神疾病

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是遗传性大脑疾病，其发病是神经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

社会因素如果有作用，也仅仅是诱发因素，只是对许多生物决定因素加速的作用。

一旦发病后，社会环境和经历，特别是家庭关系，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起一定的作用。

然而，以往有关社会因素对精神疾病影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大量研究的患者多生活在城市，社会阶层较低，并经历较多的精神创伤和生活磨难。

较难确定这些因素是病因（或暴露于致病过程的指标）或仅仅是反映起作用的遗传或生物易感性通过社会因素而表现出来。

其次，社会环境和经历增加个体患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危险的机制的深入研究较少。

至今，随着遗传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提示了可能的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因素和精神病相关性的研究。

这些研究进一步提示了精神疾病发病的独特的基因、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联合模式。

二、社会发展、全球化对精神卫生的影响

（一）城市化对精神疾病的影响

城市的社会环境对精神病的患病率有影响。

证据显示，社会发展如城市化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危险性2倍，城市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农村平均增加70%。

这样的结果不能完全用年龄、性别、种族、社会阶层或遗传因素来解释。

同时，尽管有研究显示情感性精神病在城乡间的差异不明显，但亚临床精神病的情况在城市地区更为常见，提示城市环境可能增加人群患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对美国芝加哥精神病患者的长期研究发现，居住地不同，精神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差异。

在社会秩序较差和混乱的地区居民，精神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最高。

在布里斯托的研究也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与一个地区单亲家庭的比例有关，这可能提示社会分离或隔离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

在丹麦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出生地、15岁以前的居住地与患精神分裂症危险之间的关系，结果与在荷兰的研究结果类似。

结果发现：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随着城市化的程度而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随着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时间长度而增加，提示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将会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积累；个体生活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较生活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患病的危险高。

反过来说，在生长过程中移居到一个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生活可降低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

如果城市化是一个危险因素，同时有其他致病的危险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可导致约3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该结果提示所有的社会环境危险因素累加在一起，成为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患病的致病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对学术成就的期待提高，同辈的竞争压力增加，以及文化的不和谐均可导致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Boydell等发现，在社会经济较差的伦敦东南地区，区域的不均等与较高的精神病的发病率有关。

这可能反映了社会内聚和社会支持的减少，以及不信任和隔离增加的影响。

在苏格兰，Allardyce等发现，城市化和首次入院的相关性，主要可用社会碎片化（基于上一年的流动，单个人的家庭，未婚人口的数量）和剥夺（基于Carstairs评分）指数来解释。

在英国的首发精神病的研究中发现，各种精神病的发病率在都市化程度最高的伦敦东南部最高（54.5100000），而另外两个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发病率较低（25.1100000）。

在荷兰的一个利用登记系统资料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本身是单身而生活在单身人口较少的地区，其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