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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与精神疾病的诊断（第2页）

必须特别注意，一组特定的症状、体征、行为的改变是否也同时被患者本人、家属及其同一社区人群认为是病态。

4.文化与精神症状

在判断精神疾病症状时，应加强对文化因素的了解。

如在判断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某一特定信念是否是精神病性症状时，用来自同一宗教或社会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来对照检查患者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医生必须从其患者的亲属或所属文化群体的其他成员寻找有关信息。

如不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就难以做出是否存在某一症状（如妄想）的判断。

有时，需要对幻觉等病理性心理体验的评定有一恰当的标准。

如失去至爱亲属的人中，许多人可能会看到死去的亲人，或听见死去亲人的声音，有时甚至是在时隔几年后仍可出现。

例如，一些丧偶的人晚上躺在床上仍能感到身边有丈夫或妻子温暖的身体。

这些体验有时会很真实，尽管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幻觉，但不能认为这就是病态的症状。

文化可以修饰精神疾病的症状。

妄想、幻觉、强迫和惊恐等精神疾病症状的内容均受到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其妄想的内容可有所不同。

因此，对精神疾病症状的判断必须考虑文化因素，而对神经症症状的判断则应结合患者的社会功能来进行判定。

在患者社会功能的评定中，应注意个体被期待的社会角色在不同文化中有差异，甚至随家庭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恐惧症中对蛇的恐惧十分常见，某些人甚至难以忍受在电视上看到蛇的画面。

但是如果这对他们的社会功能影响很小，则不需要治疗。

对强迫症症状的判断也应注意其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轻微的强迫特质在某些人群中常见，如在那些需要仔细测量、责任重大的专业（如勘测、财会专业）中，这种强迫特质是一个优点。

只有当强迫行为影响了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时才视其为病态症状。

所以，当一个人离家前反复2～3遍检查门是否上锁也许还不能判定为强迫症状。

但是，假如某人不时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并回家去反复检查门锁，就应考虑其患了强迫症。

精神疾病症状跨文化的比较有助于发现某些重要的差异及潜在的影响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精神分裂症决定因素研究，比较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印度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结果发现狭义的精神分裂症（用Schneider的一级症状定义）在各研究中心之间无明显的不同。

但是，没有一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在各国存在明显的差别，提示这两类不同的精神分裂症可能有不同的病因学。

5.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诊断差异

精神病学本身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涵。

要开展精神疾病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首先必须对精神疾病进行诊断，但这又十分困难。

例如，不同国家所使用的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可能稍有不同（例如中国、法国、英国和美国）。

法国精神病学专业人员使用的某些诊断类别，如“慢性妄想状态”

和“短暂妄想状态”

与英美等国的诊断类别存在明显的差异；“迟缓型精神分裂症”

这种诊断仅见于苏联时期的精神病学。

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诊断中存在神经衰弱的案例，这些案例如采用美国的诊断标准则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或慢性疲劳综合征。

研究发现许多“文化相关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