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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

我记得当我深陷故事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他们认为根本不是我那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

的“参考资料”

，说不定还有“毒草”

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

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

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

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这样一些名字：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才华的作家。

在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

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曾经遭受过批判。

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还需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排挤、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

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了。

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

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

我们人人都知道“儒家”

和“法家”

，知道“儒家”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主张“克己复礼”

，他们搞“复辟”

，开历史的倒车；而“法家”

是进步的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商鞅变法，是引导历史前进的。

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批判材料灌输给我们的，没有任何的形象性，连里面的一些故事也都是干巴巴的。

在我的记忆之中，批判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枯燥乏味。

而当时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也是比较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就是附在批判材料后面被当作“毒草”

的那些文字。

就在我四年级的暑假，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有一位图书馆老师看见了我们，她叫我们进去，把我们领到书架前，让我们随便挑书看，还答应我们可以用家长的借书证把书借回家去看。

后来熟了，什么证也不需要了，整个一座图书馆都向我们开放。

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在书堆里度过的。

在图书馆里我认识了女孩小虹，她家就住在我家前面。

小虹和我站在同一个书架前挑书，我们拿的好几本书都是相同的。

我们相视一笑，非常自然地说起了话。

我们从架子上的那些书说起，说到了许多我们都看过的书。

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竟有相差无几的阅读经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看法。

我们越说越投机，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随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之间更多的相同之处。

我们同一年出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读同一个年级，等再开学我们都将是五年级学生。

她父母和我父亲是同事，她爸爸也被打成过“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