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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在这封信的十天以前，祁门解围，而陈玉成回军皖北，曾国藩急遣鲍超赴援时，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国潢，得失萦怀，忧思忡忡，溢于言表：&ldo;忽闻四眼狗逼集贤关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紧急，不得已抽朱云严五百人，赴安庆助守于壕内，及调鲍春霆带八千人赴安庆助攻于关外。

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坚守半月，以待援兵否？若安庆能转危为安，则事尚可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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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曾国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鲍超身上，他确信，只要鲍超能够赶到，战局即可稳定。

但其时风雨大作，道路泥泞，即令鲍超能冒雨行军，辎重用羊角车装载，则无法求速，所以曾国藩所忧虑的是，鲍超未到之前，曾国荃的长壕可能已先为陈玉成所攻破。

结果鲍超不负所望，大败陈玉成于集贤关，所以论克安庆之功，关键系在鲍超身上。

安庆既克，曾国藩当日便在对岸的东流接到了捷报，即时有信覆曾国荃说：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

是时恰值&ldo;日月合璧，五星联珠&rdo;，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似为非常祥瑞。

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

安庆克复，竟被视作非常祥瑞，可知关系之重。

但文宗却已不见此中兴征兆，于半个月前的七月十六，崩于[奇書網整理提供]热河。

如果安庆早克复一个月，病中得此喜信，文宗或许竟能延年，则辛酉政变，可能无由而作，历史便又是另一样写法了。

安庆之克，是清廷的喜事，但浙江，特别是杭州却大倒其楣。

从洪杨金田起事以后，失守的名城，不知其数，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惨，为百年未有的浩劫。

何以安庆克复，浙江会倒楣呢？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太平军百万之众，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ldo;就食&rdo;之区。

当时太平军内部，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洪仁？为首，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

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谋取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

另一派则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打算，就双方形势着眼，以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ldo;敌无可败之势，譬如食果，尚未合时，其味必苦&rdo;，这就是说，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当然，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可称劲旅，发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

事实上，&ldo;天京&rdo;对在外的战将，亦已失去控制。

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开化入浙江，行军如蚂蚁搬家，首尾不绝，历时十余日之久，浙东的守将，闭城自保，不闻不问。

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更如驱虎入羊群，鲍超由江西抚州，追到边界，收复铅山，亦解了广信之围，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为再过去是浙江地界，与己无关。

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

这是九月初十的事，7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