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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不可原谅的是，伊斯梅尔&iddot;阿里还是一个患有绝症的人。

萨达特总统知道这一点。

伊斯梅尔患有癌症。

在他一九七四年九月死于癌症之后，曾经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英国医生在尸体解剖报告中说，癌症至少已经存在三年了。

（我当时是埃及驻英国大使，因此看到了这份报告。

）所以，至少在萨达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之前一年，癌症就已经在致他于死命了。

而且萨达特也承认过他知道此事。

萨达特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十月战争之前和十月战争期间都知道伊斯梅尔有病，医生已经告诉他伊斯梅尔是一个重病人，不能作出决定。

这就提出了使人毛骨悚然的问题。

为什么萨达特在那个最关紧要的时刻任命了一个病人？难道他竟然把个人的目的置于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吗？我对这样写他表示遗憾。

但是事实必须讲出来。

伊斯梅尔不能胜任其职；他的软弱给国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这应归咎于明知伊斯梅尔不久于人世而又任命他、接着又操纵他的那个人。

碰巧，在开战前共事的十一个月中，伊斯梅尔和我很少发生意见分歧。

我们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此外，也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问题。

我们的各种计划都已制订完毕。

当然，随着新的敌情报告之到来，或者我方新部队之可供作战使用，我们不断地修改计划。

但是核心内容未变。

在所属各部的部务方面，伊斯梅尔继续掌管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但他确实允许我分管财务部。

他私下里从未隐瞒过他对我的厌恶，但他从未公开地攻击我。

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

如下所述，战争期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但这也是萨达特的过错。

当然，伊斯梅尔后来在萨达特诋毁我的运动中也起了作用。

一位曾经在战后与伊斯梅尔进行过长时间谈话的英国历史学家，后来到驻伦敦大使馆来看我，讲到他如何被忠告不要在伊斯梅尔面前提及我的名字。

但是，实事求是地谈论这次战争而不提到我，这是不可能的。

伊斯梅尔显然心烦意乱，他突如其来地倾诉出对我的厌恶，近乎达到憎恨的程度。

然而，他终于对此感到内疚。

在最后一次试图治疗他的癌症时，伊斯梅尔于一九七四年来到伦敦威灵顿私人医院。

我去医院看望了他。

他自知即将与世长辞。

他突然说道：&ldo;我知道你一直是受到野蛮的和不公正的攻击的目标。

始终是总统要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