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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 园的的内外（第7页）

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

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

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

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

《域外小说集》的故事已经有些人讲过了，但是关于出资的人似尚未提及，我觉得也值得介绍一下。

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二二　蒋观云

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据我所知道的大概不过一打之数，有的还是平常不大往来的。

现在我便来讲这样的两个人，即是蒋观云与范爱农。

观云名蒋智由，是那时的新党，避地东京，在《清议报》什么上面写些文章，年纪比鲁迅总要大上二三十岁了，因为他是蒋伯器的父亲，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鲁迅与许季茀也常去问候他。

可是到了徐锡麟案发作，他们对他就失了敬意了。

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织“政闻社”

，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

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

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蒋著有《海上观云集》，在横滨出版，以旧诗论大概还有价值，可是现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吧。

二三　范爱农

范爱农是《越谚》著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学大概是学理工的，起初与鲁迅并不认识，第一次相见乃是在同乡学生讨论徐案的会场上。

其时蒋观云主张发电报给清廷，有许多人反对，中间有一个人蹲在屋角落头（因为会场是一间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语的说道，“死的死掉了，杀的杀掉了，还打什么鸟电报。”

他也是反对电报的，只是态度很是特别，鲁迅看他那神气觉得不大顺眼，所以并未和他接谈，也不打听他的姓名，便分散了。

这是一九〇六年的事情，事隔五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绍兴光复，王金发设立军政分府，聘请鲁迅为师范学校校长，范某为副校长，就任之日一看原来即是那蹲在屋角落头的人，这时候才知道他叫范爱农，所用的官名大家都已不记得了。

自此以后他们成为好友，新年前后常常头戴农夫的毡帽，钉鞋雨伞雪夜去访鲁迅，吃老酒谈天到二三更时候。

不久鲁迅往南京进教育部，范爱农离开师校，很不得意，落水而死，鲁迅作五律二首哀之，今收在集里。

二四　蒯若木

蒯若木在日本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仿佛似是工业，却也不大像。

他与鲁迅来往很少，但颇稔熟，大概是在南京时相识的吧。

他看见鲁迅总谈佛法，鲁迅很看过些佛书，可是佛教却是不相信，所以话不能投机，却还是各说各的。

一九〇六年以后鲁迅热心学习德文，若木便说，“你还是先学佛法，学成之后自有神通，其一是他心通，那时什么外国语都自然能够通解了。”

事隔十年，大约是五四直前的时候，若木搞什么政治活动，在北京出现，鲁迅在路上遇到他，后来对朋友笑说，“若木似乎佛法也还未学成，因为前天我路上遇见他坐了马车走过，要不然有了神足通，何必再要什么马车呢。”

若木又有一句口头禅云“现居士身而说法”

，鲁迅说起他时，常要学他的合肥话，把而字读作挨，又拉得很长的。

关于这句话，还附带的有一件故事，很有点可笑，现在且从略。

鲁迅对于蒯若木虽然有时要讥笑，可是并无什么恶意，因为他们本是两个境界的人，意见合不来，也不会发生正面冲突，所以不妨各说各的，旋各自散去也。

二五　周瘦鹃

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及，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