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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第2页）

系统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不能不对中国底层民众四十余年间越来越冷静的理性自觉加以称赞，这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民间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对民间教化的一种基因的体现。

总而言之，中国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从“人治”

走向“法治”

，并不算用了太长的时间。

底层民众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

正如底层民众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底层民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准，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所达到的生活水准。

而最值得正面评说的是——民告官的现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门的现象多了；甚至，民告党政部门的现象也不少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应感欣慰之事，而不应相反。

因为，告是公开的不满，也是对公正的公开的伸张权利。

这一权利之有无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理性选择余地的有无。

现在，人民群众终于是有了。

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确实证明社会本身的进步。

倦怠感在弥漫

这是相对于四十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

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

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

。

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

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

，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

发展时期。

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

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

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

然而，大多数人，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大更强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

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们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现状，体现为人与时代难以调和的冲突，体现为一种狭路相逢般的遭遇。

时代无法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也几乎不能再向前推进时代这一超重的列车。

时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