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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我说：&ldo;是的，全部。

&rdo;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ldo;借住&rdo;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ldo;最上海的方式&rdo;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ldo;最上海的方式&rdo;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

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

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ldo;材料&rdo;，作一点阴阳怪气的&ldo;规劝&rdo;，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

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ldo;马桶车撞奔驰车&rdo;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

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

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ldo;海派文人&rdo;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

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

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

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

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

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ldo;寂寞&rdo;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

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ldo;朋友&rdo;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

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

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

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

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

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ldo;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

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