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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教改与政改（第3页）

刘宝铠还是有些糊涂：“先生还没说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官呢？”

姜田见这个色狼不开窍，只得放下茶碗反问了一句：“朝廷可有哪条律法说贵族子弟不能为官？”

不等刘色狼反应过来，姜田站起身继续说：“我认为谁都可以当官，但一个人为什么当官？当官之后要干什么？这比出身更重要！”

说话间姜田转身进了书房，不一会儿拿出了一个笔袋和一本书，这书他们都认识，就是刚才交给汇明书斋罗老板的那本。

这是经过修改的政治教材，姜田删除了一些超前的东西后，报备张韬之后经过同意正式刊发，只见姜田从笔袋中拿出一只完全不像这个时代产物的笔指着书上自己标注的笔迹：“你们政治课上学过的东西，绝对的权利催生绝对的腐败，如何把权利关进笼子里，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谁当官又有何妨？”

这段话他们自然是学过的，可一直以来都将其看成是帝王心术，是姜田这个帝师用来教导太子如何驭下的。

毕竟天下人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没好处谁愿意当这个官。

今天让姜田这么一说，才知道皇帝的改革是真的想约束住官员过大的权利，这不是明朝那种派个太监来督查的傻办法，而是通过稀释权利并加大监督力度的釜底抽薪之策。

姜田也不理会他们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把权利关进笼子，并不一定是要限制权利的大小，有时候清正廉洁但办事畏首畏尾、推诿扯皮的官员，还不如德行不佳却有能力办大事的能臣，关键是我们如何防止有能力的官员走向不归路！”

刘宝铠这时候有些开窍了：“先生的意思是，与其防贼不如让人轻易做不了贼？”

姜田点点头：“除了制度上的防范之外，还要让官员惧怕悠悠众口，使其犯罪的成本升高，再加上官员的专业化，权利的分散化，即便是有人心存侥幸，也不至于流毒蔓延。”

吴远和刘宝铠互相对视了一眼，仔细的咀嚼着话里的意思，他们当然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自从有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的布条之后，谁敢忽略这悠悠众口那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不仅如此，历史上靠着“风闻言事”

四个字，明君遏制权臣、昏君玩死忠臣的例子比比皆是，玩出最高境界的当属玩亡国了的东林党。

舆论这个口子一开，难道要重蹈前朝党争之路？

姜田当然没这么傻，就算没亲眼见过明末党同伐异的景象，他也见过欧美所谓的民主议会是怎样相互扯皮拖后腿的，而且就算姜田犯傻，张韬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干。

说起舆论监督，现代的人总能高谈阔论的讲出一番道理，但是古人的智慧一点不差，要不然又怎么会有御史言官这种职位，又怎么会有“风闻言事”

这个说法，更别提“申明亭”

这种古代的信息发布平台了。

更何况还有异地为官、上下监督等各种制度设计。

从制度上讲，已经算是比较完善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官员前仆后继的以身试法呢？难道是惩罚的力度不够？可朱元璋连剥皮实草然后还要在吊在衙门门口荡秋千的办法都用上了，也没当初官员们@贪@腐啊？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除了人性的贪婪与地主老财朱重八的抠门之外，普通的百姓民智未开，话语权始终在读书人这个小圈子里，最后读书人监督读书人，又是选手又是裁判，那不等着营私舞弊官官相护就见了鬼了。

所以后来的明朝皇帝，会重用锦衣卫与太监就好理解了，但这也只是初步的理解，皇帝能在宫里开私塾教太监识字，却没有在全国开展扫盲，锦衣卫是世袭军事贵族，却不能成为道德的楷模。

分封各地的亲王们也没能成为稳定地方的基石，反倒是兼并土地时比谁都狠。

可以说，老地主朱元璋为他后世儿孙设计的上层结构全都出了问题，就这样明朝还能延续二百多年最后死于天灾人祸的集中爆发，全都是靠着中华大地人杰地灵底子厚了。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再来想张韬与姜田对顶层设计的思考，为防止文官集团垄断话语权，那就重新定义公务员考试并进行扫盲。

为防止贵族窃取权柄，那就将贵族的升迁也放到官员考核升迁的体系里，甭管出身多高贵，也得从基层干起，这样一来豪门世族与寒门庶族同处于一个起跑线。

（和科举制的效果类似，只是扫盲之后寒门学子的数量呈压倒性优势。

）

至于亲王嘛……现在也就只有一个，张韬的做法是有封号有采邑但没有地方管理权，以后除了张乾这一支的嫡长子孙，没有天大的功劳护佑的皇族也必然是爵位递减，防止出现明末和清末那种光吃饭不干活的蛀虫越来越多。

还在思索着这套制度优劣的两个人，却听姜田发出一声长叹：“这世上没有绝对完善的制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因时、因地制宜，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明朝恰恰就毁在了不能与时俱进，改革不彻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