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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晴依旧喜欢读报纸，在冯家那几年只回娘家的时候才能看，新闻岂止变成了旧闻，简直都快成历史了。

现在，方晴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报纸了。

南市报摊不少，许是因为离着报馆近的缘故。

听说南市广兴大街有不少报馆，方晴没去那边儿转过，只闲了便去附近报摊儿买份儿报纸。

刘大爷老花眼，方晴便把报纸上的人生百态讲给刘大爷听，爷儿俩时而忧国忧民，时而惊诧不已，时而捧腹喷饭……这让方晴时常想起自己的父亲。

方晴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家里写封信，贴上印花，走挺远的路，去邮局寄掉。

当然信里也是春秋笔法只说好不说歹的，好在不是当面说话，不怕被问露底。

若是让爹娘知道他们的闺女即将成为弃妇，还抛头露面出来摆摊儿……方晴都不敢想。

父亲也时常有信寄给方晴，间或随寄的还有母亲的针线。

暮春时候，方晴终于去拜访大姨，穿着白底儿绣迎春花的软缎旗袍，手里捧着个扇子匣，很像个出门做客的样子。

这件旗袍是方晴最贵的嫁妆衣裳了，在乡下没机会穿，这会儿穿出去见见光。

至于扇子匣里，则装着四把从南市程记扇庄定做的扇子。

程记很有些名气，据说徐世昌在京当大总统的时候还专门派人回天津买程记的扇子。

方晴买的这几把，扇骨据说是湘妃竹和玉竹的，都是没雕刻没镶嵌的，饶是这样也花得方晴肉疼。

为着这样的旗袍，这样的扇子，方晴咬咬牙坐人力车。

坐上人力车，方晴慨叹自己真是英明——路真远啊，走过去势必灰头土脸。

看见前面车夫小褂上的汗渍，方晴心虚之余想起前两天两个学者名流在报纸上掐架，其中一个讽刺另外一个，“每天都说人权民生平等博爱，却恨不能如个厕都坐黄包车！”

又俗气又生动，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

然而方晴却又觉得他批判得好像也不大对，何以坐黄包车就是不“平等博爱”

呢？大家都不坐，拉车的岂不要饿死？方晴恰恰觉得，不把拉黄包车的看低才算真平等。

然而在“生而平等”

已经写进法律的西方，也未见得就真的众生平等了。

大吴氏家在维多利亚道上。

这是一条毗邻伦敦道的小街，与伦敦道上风格各异的洋房不同，维多利亚道上则是一模一样的白色二层小楼，小院都围着西洋款式铁栅栏，若不是有门牌号，院内植种的花草也不尽相同，怕是很容易走错的。

透过铁栅栏，方晴看到楼前的绿草坪和西洋雕像，却看不到人，不禁犯愁——没有门房，难道要直着嗓子喊大姨？万一找错地方呢？正踌躇间，身后有人问，“您找谁？”

方晴回头，大舒一口气，“文馥妹妹。”

表妹文馥长高不少，几与方晴平齐，苹果脸也变成了鸭蛋脸，穿件白衬衫和背带裙子，脚下踏一双浅口皮鞋，真是个美丽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