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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的态度（第2页）

他不过笑笑而已。

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

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

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

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

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

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

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吋较远，似乎还无所闻。

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

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做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

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

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

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

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

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

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

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

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

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做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做，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

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

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

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

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

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

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

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

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

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

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

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

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

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

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轻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