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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0部分（第1页）

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

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56　因故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

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

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

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

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

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

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

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

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

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

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1945　年5　月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

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

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57　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

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

与此同时，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

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

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

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

公开敌视的现象并不多见。

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之哑然失笑。

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

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

在德国处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

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调，这是令人怀疑的。

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

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

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确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

—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

。

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

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58　徒，情况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