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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0部分（第1页）

政治党派。

1932年以前，共产党在丹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言权，但三十年代的经济动荡，使它得以在哥本哈根、埃斯堡和奥尔堡等地的海员和码头工人中争取到了一些追随者。

1932年，它在下院赢得了两个席位，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占有其中之一。

那时拉森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派，他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工人阶级，骂他们否定自己的过去。

后来，他遵照发自莫斯科的普遍号令，突然改变态度，转而奉行人民阵线政策，鼓吹同社会党合作。

在1939年的大选中，该党在下院中的代表从两席增加到三席。

大战爆发时，拉森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后发来的新指示的精神，重又对政府和其他政党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的确，在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开始之后，他和他的党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反对党”

，事实也确是如此。

德国进攻俄国后，别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遭到德国人逮捕，拉森则“转入地下”

，同保守党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抵抗运动的刊物《自由丹麦》。

1942年11月，拉森也被德国人逮捕，后被押送德国监禁。

解放后，拉森回到丹麦，他完全遵循当时共产党的方式，对其他党派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姿态，参加了早在德国人撤走前就已任命了的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中有九个阁员代表各传统政党（四个社会党人，两个保守党人，两个自由党人，一个激进党人），另有九个阁员代表抵抗运动，其中两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两个是丹麦统一党的领导人，这两个党当初都各自以党派的名义参加抵抗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维黑尔姆·布尔以丹麦第一大党领袖的身分被任命为首相，克里斯马斯·默勒任外交大臣。

还有几个大臣被赋予广泛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应付刚解放后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其中有：摩根斯·弗格，教授、精神病医生、共产党员，他在丹麦国土上领导抵抗运动的英雄业绩使他几乎成了传奇式人物，现在他担负了使“抵抗运动正规化”

的任务；弗罗德·雅各布森，社会民主党人、教授、抵抗运动的军事领袖，现在负责“逮捕与起诉”

事宜；阿克塞尔·拉森；亨里克·考夫曼，曾以丹麦驻美公使的身分在德国侵略丹麦一年后宣称自己是“自由丹麦”

的代表。

此外，还恢复了共产党原有的权利，让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三个席位——这是该党遭德国人取缔之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数。

在这解放后第一个夏季的和解气氛中，拉森试图同社会民主党谈判两党合并，对方要求他发表一个毫不含糊的关于信奉民主的宣言，他拒绝了，因此使谈判归于失败；接着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取了许多席位。

于是拉森带头对大选后成立的自由党（即农民党）政府进行猛烈的反对，特别在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政策上显得愈来愈倾向于同西方大国结盟之后，更是如此。

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丹麦并没有出现新政党，原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各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些变化。

的确，这次战争对丹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这从丹麦纳粹党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因为人们可以有理由地预期，这个党对德国人占领期间事态演变的反应总要比其他政党强烈些。

1935年，当时刚成立的这个党获得了约一万五千张选票，但没有取得议会席位；1939年，它获得三万张左右选票并取得了三个议席；可是在1943年，当时丹麦完全处于德国纳粹支配下，该党获得的选票却仅增至四万三千张，取得的议席仍只有三个。

这部分地是因为广大国民坚决支持当时联合执政的各党，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联合政府提出更棘手的挑战的是丹麦统一党，该党在1943年第一次进入下院，占有三个议席。

因为该党是主张无条件地反对德国人的，它的进入议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征兆；但另一方面，公众如用投丹麦统一党的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德国占领的反感，就不能不削弱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因而受到损害的恰恰就是该党所标榜的民族团结。

该党的两位领袖阿尔诺·瑟伦森和卡伊·蒙克都是第一流的爱国者（后者由于对德国人傲然不屈而献出了生命），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

丹麦统一党在1945年达到了它的事业的顶点，获得了四个议席；可是在1947年，它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当选。

顺便说一下，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中表现得如此显著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丹麦，恰恰在这个党里才看得到几乎是仅有的一点痕迹。

卡伊·蒙克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和诗人；瑟伦森是一个宗教书籍出版商，他曾把丹麦统一党比之于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挪威的基督教党，但不承认丹麦统一党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政党。

在四大政党中，战后失去地盘最多的是保守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