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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4部分（第1页）

伸，因而才使法国和比利时在大战爆发时都处于防御不良的境地。

瓦隆人一般还都认为，佛兰芒人对德国人作战只是半心半意的，有几个佛兰芒族的团甚至欢呼过希特勒。

瓦隆人还说，是他们在敌占期间为抵抗运动提供了骨干，而佛兰芒人中则有很多德国人的合作者。

战后，瓦隆人深怕佛兰芒人又将设法强使国家奉行一条亲德反法的政策，并且担心，正是这种意图促使佛兰芒人赞成亲德的国王重登王位。

在过去，分离主义的或革命的倾向只出现在佛兰芒族那部分居民中，但现在，当人们看到国家解放仅仅一个月（1944年10月）就有人发动一个瓦隆族独立自治运动，也完全不感到意外了。

这个运动的机关刊物《高卢报》，主张建立一个由佛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尼亚三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但其他一些个人和团体提出的方案则表达着不同程度的民族要求。

其中最温和的只要有某种程度的分权就满足了，它建议成立一个由对等数目的佛兰芒族议员和瓦隆族议员组成的“地域制参议院”

，以抵消众议院中佛兰芒族的多数。

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案则建议完全独立或者同法国合并。

主张同法国合并的论点是，比利时既然没有能起到中立的缓冲国作用，最好还是把它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力量同法国的联合起来，从而加强法国，使它更能保卫自己。

主张完全独立的人则担心法国同瓦隆地区合并会造成外交上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考虑到法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家，不可能给瓦隆尼亚发挥其独立性留有适当的余地。

大战前，佛兰芒势力的兴起和瓦隆亲法势力的下降，使生性倾向于亲佛兰芒和反法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过去的中立政策，抛弃同法国的同盟，并培育同德国的良好关系。

在1940年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

比利时国内对英法很有一些不满情绪，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英法抵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是“出卖”

了比利时。

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这种态度有了转变；解放后，皮埃洛和他的外交部长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后者的来说）：“英国的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法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大邻邦的地位。

关于1944年11月英国人帮助政府平息骚乱的行动的失实报道，使公众的亲英情绪有所冷却，而比利时的左派则想方设法助长了这一趋势。

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想要使比利时的战后外交政策有一个主要“面向大陆”

的方针，并同苏联和法国发展密切关系（这些人士认为法国是“够格的朋友”

，因为它已急忙地同苏联结了盟）。

法国自己这时正在公开地向比利时求爱，希望在它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方面得到比利时的支持。

对这样的政策，佛兰芒人自然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们不仅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而且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一向抱有怀疑。

这里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国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

苏联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无神论的鼓吹者；可是法国，虽然极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却是自由思想家和伏尔泰精神的老家，而这些东西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虔诚的佛兰芒天主教徒看来，正是法兰西文化的标志，也许表现在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甚至比表现在法国本身的更多。

所以并不奇怪，对比利时天主教党（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党）的支持极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的佛兰芒族居民，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往往发现它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瓦隆族居民。

然而，这样的笼统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的。

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时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投票赞成比利时天主教党的选民人数。

这同荷兰的情况从来就不相类似，在荷兰，天主教政党在国会中几乎正好反映着该国天主教徒人数方面的力量。

在比利时，选票总数中天主教党能控制的也许有三分之一，而依据最稳健的估计，该国人口有三分之二是信奉天主教的。

该党的支持者极大多数是佛兰芒人，但即使在佛兰德，也有许多天主教徒支持自由党和社会党，这一比重在瓦隆尼亚还要高些。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也有一些支持者并不是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们赞同该党的保守纲领。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时各主要政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们的纯粹政治方面的属性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政治属性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

当战争和被占领状态结束时，在比利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有着一种看法，认为现存的各政党只不过代表选民的投票习惯而已，同较为深刻的民意动向很少有什么关系。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政纲为什么都如此不能适应呢，如果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在比利时独立后的最初五十年间，只有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是教会对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由党人主张建立一个以法国革命的理想为准绳的世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