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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8部分（第1页）

海峡一带的土耳其领土和领海上的几个基地租借给苏联，但是结果都没有如愿以偿。

因此到最后，苏联势力范围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便起自波罗的海南岸，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达于黑海西岸。

罗马尼亚连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划在这条界线的苏联一边，而希腊连同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则归在西方一边——南斯拉夫人经过了短时期的亲身体验，尝够了俄国霸权的现实滋味，终于把先前自愿同苏联建立起来的友好结盟关系割断了。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组，就是把德国武力征服下的欧洲统一局面，变为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局面；这种分割是由于各大战胜国未能保持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恰恰曾经是被它们打败了的对手的唯一的然而却是非凡的建设性成就。

希特勒用强力造成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是针对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诚然，希特勒解决欧洲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蛮横的，是通过侵略行动来实现，采用野蛮手段来推行，而且是以此来为德国民族的自私目的服务的，这一切都使欧洲那些不情愿的受益者们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欧洲为了摆脱德国的残暴统治，竟不得不把这种残暴统治带给欧洲的仅有的一大好处抛弃掉，以作为一部分代价，这是欧洲很大的不幸。

如果再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欧洲”

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之后，处于分界线俄国一侧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与过去唯一的不同只是德国的残暴统治换成了俄国的残暴统治（除芬兰外都是这样），这就越发使人感到不幸了。

但最不幸的还是：德国的对手胜利后造成的欧洲结盟新貌，使希特勒的受害者们和反对者们赖以熬过整个战争的那些希望都落了空。

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各由一个非欧洲的超级大国充当盟主的这一新秩序，不仅没有给这个备受破坏、困顿不堪的大陆带来它所渴望的那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免于恐惧的生活，反而带来了又一个回合的政治对抗和紧张相持，大有爆发成为一场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

欧洲战后分成俄国势力范围和英美势力范围，这个局面本来已很不幸，而不久前曾经结成同盟对共同敌人作战的两个大国集团的一场争吵，又进一步使事态变得如此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根据那套强权政治经来看，大家知道，若是仅仅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而缔结同盟，则胜利到手，同盟往往也就分崩离析。

大家也都知道，取得的胜利愈彻底，同盟的拆伙大概也愈快。

这个道理似乎很可以说明，1945年合力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些大国为什么到了1946年就会闹翻；因为当初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苏联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联合，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即将被德国人毁灭的共同危险；同样也很明显，在1945年欧洲胜利之日，第三帝国军事力量之耗竭，尤甚于1918年第一次大战停战时的第二帝国或1806年耶拿之战败北后的普鲁士。

然而，对1945年的战胜国来说，历史上的这两个先例却也是两个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就是说，对德胜利不管看来多么彻底，往往难免与时俱逝。

那末，这些连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教训，为什么未能在1945年欧洲胜利日之后保住最近这一次反德同盟而不使散伙呢？

也许，美国人之所以对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估计不足，是由于他们对始终存在着的德国军国主义威胁没有充分觉察的缘故；因为美国人也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在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美国一度也同英国一样有被德国武力征服的危险，那时英国要是垮了的话，美国可能也会感到自己是支持不住的。

可是，俄国人的头脑就不至于这样不开窍，1946年苏联之不惜同美国和英国闹翻，是不能用这一条来解释的；因为，俄国人在一生中已经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军队的蹂躏破坏，这种一而再的可怕经历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畏惧德国的烙印。

那末，为了什么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赢，苏联就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日益挫伤它西方盟国的善意呢？为什么在那些靠俄国武力而摆脱德国占领或支配的东欧国家的战后重组问题上，苏联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许西方盟国有一点点实际的发言权呢？为什么1946年4月29日莫洛托夫要拒绝贝尔纳斯提出的一项为期二十五年、到期还可展期的四大国条约的草案呢（该条约草案规定，德国应完全解除武装，应采取检查措施防止其秘密重新武装；万一条约遭到今后哪一届德国政府的破坏，四大国应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为什么在同年苏联政府宁愿放弃美国建议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不肯接受美国的建议所附带的经济条件呢？为什么在1947年苏联自己既拒绝马歇尔援助，又不准它的东欧卫星国接受这项援助呢？

推测起来，俄国人是不相信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嘴上所讲的友谊和建议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于真心的。

相信了这一点的话，就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信念冲突了；而且，尽管克里姆林宫里的决策者们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一样根本没抱多大虚幻的信念，但是他们象十六世纪的红衣主教一样，也难免要受到他们自己那个世界里当时流行的信仰的影响。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条的约束的；而共产主义的信条则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资本家”

一律都是凶恶成性的野兽。

可是，克里姆林官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态，继续把色迷迷的美国“资本家”

搂在怀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他们肯定决不会由于缔结了拟议中的那个针对德国的相互提供保证的条约而给自己招来什么危险；订了条约以后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收受下来，用这笔意外之财加强自己的实力，静待将来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国老百姓再一次迫使华盛顿政府撒手不管欧洲那些历来使人受到损害的纠葛之后，再动手也不迟。

为什么苏联政府偏要这样直率地在美国人面前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的敌意呢？要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存心要引起美国人对苏联的警惕，是要促使他们奋起反对俄国的图谋，那末，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妙的办法，倒是无过于此了。

但是谁也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是如此。

当然，由西方来解释俄国的政策，至多只是作些猜测，看来最说得通的一种猜测就是：苏联政府在采取行动、挑起同美国的争吵时，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不过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同美国保持友谊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而就准备承受这一较轻的祸害。

俄国要同美国保持友好的话，代价是必须放弃它在东欧和中欧的目标；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一定是认为，为苏联的安全着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所能获得的好处，肯定要胜过对美关系上化友为敌所会造成的损害。

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

在这种战争条件下，苏联防止另一次来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并不在于同德国以西的一些岛国订立同盟，因为，这班岛民至多也只会象上次大战中那样，迟迟才来开辟第二战场救援俄国，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下一次说不定还会同他们的德国资本家伙伴勾结起来，一起对俄作战。

苏联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永远置于红军的军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就西方观察家所能推测的而言），有两个非军事性的条件如得不到满足，这一军事控制还是不保险的。

一个条件是，红军通向后方的交通线沿线各国，也就是从德国境内的红军前沿阵地到苏联西部边界以内的红军基地之间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经济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预，不论这种干预表现为私人工商企业，或表现为多瑙河内河航行权之类的条约权利，都要一律清除干净。

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必须是顺从苏联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顺从的程度必须是苏联政府能够信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