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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0部分（第1页）

他们掀起了一个通过宣扬牺牲、合作和自愿工作等新精神来重建祖国的运动。

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宣扬民主的新联盟，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能在民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新职责。

他们还让天皇进行非正式的视察旅行，并由报纸报道他的日常生活，以实现“天皇民主化”

。

与此同时，自由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地伙加强了，而且，民主党不大热心于与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合作，他们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人与一桩囤积居奇的丑闻有牵连。

最后，当内阁为了实施稳定物价与工资的计划而不得不发布一系列惩处命令时，它的地位就进一步削弱了。

这种做法在旧宪法之下是惯常有的，但显然违背新宪法的条款，因此内阁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警告，说它无权发布这样一些命令，并说除非国会明文规定，否则内阁的命令不能具有法律效力。

到1947　年底，社会民主党开始感受到全世界政治气候中左右两极分化倾向日益增加的直接影响。

开头支持过片山的许多人认识到，片山未能实现基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地位。

在党内，加藤勘十和铃木茂三郎这两个左翼领导人在联合政府内变成了难于控制的人物。

在1948　年1　月党的全国会议上，片山的领导遭到挑战。

原先作为联合组阁基础的那个包括十点的方案被否定了，提出了停止对战时公债支付利息的要求。

这次会议还反对政府提出的增加邮资和铁路票价的方案。

当这个方案在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国会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议员站到自由党一边，反对这一方案。

很明显，片山失去了对自己党内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众议院的信任。

最后，他于1948　年2　月19　日辞职，日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一次尝试宣告结束。

（三）警察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行政改革

尽管内阁变更，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通过中央政府内的行政改革仍在继续。

玫革方案通常是紧跟着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建议而提出的，成为新法律的一部分；一经说服内阁采纳之后，新法律立即通过。

警察制度的改革就是这种程序的最好例子。

日本的警察是投降前独裁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自从投降以来，新的警察还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

如果占领军撤走，他们能不能控制住老百姓，还是一个问题。

由前纽约市警察局专员刘易斯·J　·瓦伦丁和密执安州警察局局长奥斯卡·G　·奥兰德参加而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盟军占领的第一年就来到了日本。

他们的改革警察制度的计划，设想分散中央集权，其中包括放宽内务省对警察部门的控制。

但在1947　年2　月，吉田内阁建议都、道、府、县和地方警察的监督和掌管权仍由内务省保留。

直到1947　年7　月，对此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到了1947　年7　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通知片山内阁说，司法、法律和警察制度的改革对于日本的民主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内阁设立一个“司法和警察制度委员会”

，从事研究并提出适当的法规，以组织法务省和各个执行法律的机构。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坚持认为，不分散警察部队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将铸成一个可悲的、不可饶恕的过错”

。

①而且盟军最高统帅部还通知说，除非立即、全面和最终实行权力分散，否则任何改革的建议将得不到批准。

新的建议提交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新的“警察法”

终于在1947　年12　月17　日颁布，从1948　年3　月8　日起生效。

这个新法律采纳了分散权力的原则，将警察分成地方城市警察和国民乡村警察两种。

前者人数限制在九万五千名以内，由地方行政委员会管理，并由它们指挥使用。

三万名国民警察则在乡村地区和不满五千人的小城镇行使职责。

行政上，他们受“国家公安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