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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1部分（第3页）

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瓢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

有关人员中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

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上一种色彩，利弊各半。

占领初期，军政府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意见的人。

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尚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

举例来说，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人也许是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

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

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正确可靠。

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行政67　管理经验。

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

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

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1945　年7　月7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毋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

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不断地调动。

在海德尔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年就调换了四次。

由这个工作队安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

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

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走一段艰苦的路程。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吏少。

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

“一两个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

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

当然，共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部种人物。

圣职人员的意见他们很少乐意听取。

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法。

早在1945　年6　月10　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

　在这种组织主持下68　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

俄国人喜欢用“法西斯”

这个词而不用“纳粹”

。

“法西斯”

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

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

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克的历史。

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

无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