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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1部分（第2页）

的确，在恢复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清洗”

时期的暂时恢复），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

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五、六十人。

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二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

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

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候，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

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

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营房大王”

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

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

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解放”

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

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

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雇主们和恢复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宪法问题。

国王在国家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态度正确，因而更孚众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迁到埃尔韦鲁姆的议会授予全权的，自那以后，它一直忠实认真地执行着国家利益托管者的职责。

最后还有，抵抗运动在早期阶段就被邀请去同政府一起协商问题，共同分担着政府行动的责任。

威信多少受点损失的唯一机构是议会。

因为议会主席团于1940年时曾要求国王退位。

解放前不久，当时的地下报纸《自由国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它向议会指出，在下次举行大选以前，议会代表人民说话之权无论从道义上或宪法上说都不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议会，人民的政治生活就会不完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把1936年当选的议员（占领期间追随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来。

德军投降后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储奥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员就返回挪威；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和政府其余成员在5月31日到达；但国王直到6月7日当确有把握解除德国人武装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时候才回来。

6月12日，差不多紧接着国王的回国，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诺言，呈请辞职。

国王当即召请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席法官帕尔·伯格组织临时政府，但伯格没有能把极左和极右方面的人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因而推荐任命工党领袖埃纳尔·盖哈德森为首相，后者及时地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

四十七岁的盖哈德森是挪威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且极孚众望。

他是祖国阵线积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国人逮捕放逐，后在英国突击队的一次袭击之后被押回挪威充当人质，最后又被送回集中营。

他的“看守”

联合内阁是由六名工党大臣、两名自由党人、两名保守党人、两名共产党人、一名基督教人民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前抵抗运动成员）组成。

共产党人在战前从未担任过内阁职务，在当时的议会中又毫无席位，却让他们在内阁中分得了两个位置，人们觉得，这主要是向苏联表示的一个友好姿态，而不是反映着共产党在挪威拥有的相对实力——虽然人们也正确地估计到该党的实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明显地有所增强。

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个月中，挪威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

货币已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商店里无货出售，物物交换广泛流行。

这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供应的物资减少了，部分地也是由于挪威国内生产遭到了破坏。

德国人征用的食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本身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向挪威供应物资，除大量的食糖和脂肪外，还每年运来二十万吨谷物。

在被占领的头四年里，由于德国人开设工业和防务方面的大工厂，所以不存在失业问题；实际上，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因为有许多青年人已逃到了英国、瑞典或本国山区里去。

可是到了1944…1945年冬天，由于破坏活动、轰炸、突击队的袭击以及燃料缺乏所造成的交通普遍瘫痪，上述那种工厂的活动很多已陷于停顿。

从那以后，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失业成了威胁着人们的一大危险，其严重程度仅次于粮食不足问题。

解放后，必须至少为十五万人安排工作，这些人在解放前直接受雇于德国人，大多从事于非生产性工作。

但是，正苦于缺少原料和燃料的挪威私营工业只能吸收这批劳动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