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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3部分（第2页）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

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四年之久。

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

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

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

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征，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

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

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

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

。

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

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

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

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

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

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

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

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

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

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

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

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象在法国那么稳固。

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可是当皮埃洛采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人们原可以指望，通过这次事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由主张温和与循序渐进的力量组成政府，作为这种政治稳定的基础。

可是就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早就被认为是国家隐痛的王位问题公开爆发了，重又彻底毒化了政治气氛。

在此之前，君主应超然于政党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对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下去的问题提出过异议。

而现在，天主教党公开站出来支持利奥波德的立场；当范阿克尔联合政府不同意国王重登王位时，各天主教党大臣就退出联合政府，自愿放弃行使他们凭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以及凭战后第一次选举而无可怀疑地拥有的很大一份权力。

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当权”

的天主教党，必然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退出而不得不继续执政的人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

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只能在国会中拼凑一个很勉强的多数；自由党和社会党在人员组成上是十分不纯的；而在所有这三党之间，除了反对国王利奥波德这一点外，很少有什么使它们联合一致的共同之处。

所以，由这些政党成员组成的政府注定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执行有力的政策；因而，当天主教党最后同意承担起它应负的那份责任时，它的各个敌对党派所感到的宽慰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不近人情。

同时，自由党和社会党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盘，虽然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第二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