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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8部分（第3页）

这一倾向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中过半数的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尔，这就引起了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改组。

在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政府”

（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始终留在国内的仍只有九名，作为对比，曾在阿尔及尔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却有十三名。

当然，从技术上说，来自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也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因此，就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许多人冒这种危险达四年之久，他们总想不通，为什么来自阿尔及尔的人竟也可以和他们受到同样优待。

不过，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确有广泛的基础。

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他体现了“共和国的正统性”

；前天主教报纸《黎明报》主编、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蓬皮杜，代表抵抗运动；共产党人夏尔·狄戎；社会党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贾德鲁将军；以及戴高乐的两个最忠诚的助手勒内·普利文和勒内·加比唐。

同时又把1943年最初设在阿尔及尔的那个临时协商会议加以改组和扩大，使能增加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代表名额。

会议总名额从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十九个委员全部加入了会议，而抵抗运动中的各个组织也各自派出它们的代表。

有意义的是，代表战前国民议会的名额虽从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这些代表的入选是严格地以1940年时曾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的这一有名动议为前提的。

自然，这一协商会议未经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议会那样行事，它只能起到谘询机关的作用。

在临时政府有所谘询时，它有责任提出意见；政府虽然在有关财政问题上必须征求它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听从它的建议，政府不但掌握着行政权，而且掌握着全部立法权。

的确，在随后的十四个月内——从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府——虽然这个独裁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而不是强加的。

戴高乐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他自愿设置的一些限制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部长们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只对他一个人效忠负责。

但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态度始终是完全“正确”

的。

他到巴黎后两周，就许下诺言说，一等到法国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后，立刻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

但二百万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国，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制订新宪法的任何尝试的。

的确，事后回顾起来，鉴于围绕着新宪法和制订新宪法的机构而展开的斗争引起了长时间的剧烈争吵和幻灭外，许多法国人反而觉得当初这位将军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拘泥于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复第三共和国，或者毫不迟延地就召开制宪会议，倒还好些。

也可以这样说：延迟成立制宪会议，就使得独裁统治的时期成为必要，而这无论如何可能会对新的共和国、对新共和国所由产生的审议工作，产生可疑的不良影响。

对戴高乐的权力和威信的第一个考验，发生在怎样处理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通常称为“马基”

（更正式的名称是“法兰西国内军”

）的那些非正规部队的地位和最后归宿这一棘手问题上。

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戴高乐作了一个姿态，承认国内军为法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当然丝毫也没有能使德国人改变其对待“马基”

的行径；但是戴高乐之所以受到责备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没有能够说服盟国让“马基”

得到更多的武器。

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被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指责为奉行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政策。

实际上，正如戴高乐于1944年7月25日在协商会议上所指出的，6月和7月间输送给他们的武器为以往任何一个月份的七倍；但在那时法兰西国内军的实际兵员数已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增加了两倍。

后来，国内军由于在配合盟军攻入法境从事敌后活动方面起过重要而可贵的作用，因而也许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新军的核心而不愿交出他们的武器。

但戴高乐早已有了大量来自北非的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武装和装备起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厌恶那种关于用非正规的、大部分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游击队来建立新军的想法。

因此政府决定取消“法兰西国内军”

的独立地位，把它并入陆军。

这一决定在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中引起了一些抗议，但还没有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