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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6部分（第4页）

这三个领导者名义上受莱曼州长指挥，但他们同心协力地处理华盛顿发来的非常原则的指示。

“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主持卫生、福利和难民处工作）由总署委派，他奉命直接向署长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欧洲地区署的任何人报告工作，这样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种局面导致利思戈·奥斯本回到了华盛顿，而他所负责的地区部也就消失了。

到1944年底“欧洲地区署的组织，形式甚至使善意的人也感到不能放心了。

……这个机构的最高管理权可以分散在五、六个人手中，他们每人都握有行政权。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职责重叠与责任不清。

但是问题似乎不止这些，此外，还有好几个职责渠道通到两千多英里外的一个城市。

在经过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之后，对欧洲大陆上密度大而社会结构先进的人口进行善后救济，是不能由一个松散的分支机构来完成的，而这种分支机构即使对一个小的商业公司的业务也会带来灾难。”

确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了。

1945年，对总署全会之下的体制进行了简化，“负责职能部门的理事”

“至少在名义上”

是置于它的管理之下了。

莱曼州长在其1945年5月3日的署长指令中规定，他要通过总署来执掌联总的全球政策和活动；特别规定受援国提出的物资初步申请书应提交华盛顿，因为在华盛顿可以根据当地物资供应与海运当局对现存商品与船舶运输能力所提的建议，可以根据各个派遣团的情报汇总，可以根据总署关于联总可能获得的物资的消息，而作出最妥善的最后决定。

此后，物资供应就成为联总的主要活动；查明物资供应情况的中心地点是华盛顿；联总只有一个领导（在华盛顿）而不是两个。

欧洲地区署从未声称有最后决定物资供应的权力，但是全会欧洲委员会按其职权范围来说有权对物资需要提供根据，而欧洲地区署也就贯彻了全会欧洲委员会的要求，敦促对物资供应作出安排。

欧洲地区署就成了联总在欧洲和中东（包括埃塞俄比亚和中东的难民营在内）一切活动的管理中心。

联总授权它负责上述地区内联总的各个派遣团、服务设施及各项活动的计划、组织和管理工作，决定所需行政费的总额（须经总署批准），以及随后将这笔费用在各派遣团之间进行摊派。

派驻在上述地区内的各个派遣团团长，应向欧洲地区署汇报工作，欧洲地区署需审查各个派遣团关于人员需要的申请书，接受他们的定期汇报和专题报告，以及批准对派遣团的视察。

因此，到1945年年中，欧洲地区署和总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对欧洲地区署的任务也作了明确规定，对它的体制重新进行了改组，以适应任务的需要。

这件事做得很及时，因为莱曼州长的指令是1945年5月3日发出的，而德国则于5月6日投降。

这时联总已在中东、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开展工作了。

（四）中国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地区署是先于联总而存在的，因为在其体制内保存了盟国战后物资供应局的残馀。

联总的另一个区域性分支机构中国署却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前身。

中国署是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业务机构。

“总署……对于建立另一个地区署毫不热心。

因为这个署几乎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由三人小组来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方式已使伦敦署苦恼不堪”

。

况且，由于日本的占领，最初也不可能在中国开展工作，尽管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一直敦促要在未沦陷的重庆设一个办事处。

全会远东委员会于1944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决定尽快地在悉尼召开委员会，决定一俟对日作战的发展情况允许时，就将该委员会的总部移至中国，并立即在悉尼和重庆建立地区署（分别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署和中国署）。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开展情况与欧洲不同，这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内战扩大，运输困难，通货问题和通货膨胀加剧，救济物资分配不公平，以及对共产党地区应否给予救济物资的问题和关于出售联总棉花所获资金的利用与管理问题。

全会远东委员会归联总全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