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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国家（第2页）

狩猎的领域之争是引发战争的根源，也是最终形成国家的动力，更是人类自我意识产生的基础。

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伸展必须有具体的参照物加以对照。

而自我为人的灵魂与精神寄托，却卡在了人与自然之间。

原因是人类的自我意识高于世界上所有动物的自我意识，以至于人类找不到具体的适合对照自我的参照物，从而导致人类的自我意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举步维艰，这就形成人的自我意识处于悬空状态而无法脚踏实地。

但是国家的成立却为人类的灵魂与精神找到了寄托之地，这正是国家产生的原因。

正是由于人类的自我意识高于其他动植物的自我意识，所以人类的灵魂与精神就是高站于智慧之上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以看出理学的说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

（孟德斯鸠）。

正是基于理学的原因，中国人用一生去践行“格物致知”

，而无法将自我上升到灵魂与精神的层面。

中国上下五千年经历大小无数次的朝代更迭，得益于中国人普遍的理性文化，也受尽礼教文化的摧残。

如果一定将中国人的自我与动物的自我参照的话，中国的理学文化只能算是羊性文化而已。

羊性文化需要的正是道德规范，而非狼性责任意识，当道德沦丧时，狼群冲散了饥饿的羊群，群羊无首，四处逃亡，各自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地，待到狼群消失，新的王权建立起来，四散的羊又会回到原来的栖息之地，重新安静的吃草，繁衍生息。

这一点从现代的羊性中仍然可以对照古代东方人理性文化的思想现象，以及自我意识的现实表现。

由于农耕民族自然环境的原因，法制并不是这里人们所期待的，反倒是对道德的要求高于法律。

所以中国人自古是将政府与法律混为一谈的，这与中国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

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

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孟德斯鸠）。

正因为如此，可以印证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无哲学，真正的哲学自西方开始。

所以说中国的理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本质的区别，理学没有纯粹的国家概念，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中国人缺乏对疆域边界的认识。

这样就形成中国没有鲜明的民粹意识的原因。

由于理学存在对物质的绝对认识，中国人自古就存在对物质的绝对贪婪，这种情况泛滥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以致让中国人丧失对国家的精神寄托，低头啃草的羊无所谓国家不国家，只有天然的草场荒凉到无草可啃时，羊才会记起自我的力量。

羊群在丰饶的草场是不需要自我意志的，只要从化就可以了，只有在狼群驱逐下才能想到自我，才有国家意识。

国家的产生原本是围绕着安全与需求而产生的权力主体，这里本质上就存在精神与物质的两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