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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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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针对吴敬琏提出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条被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厉以宁反驳说，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

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

开始显露端倪。

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

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真实需求。

厉以宁的演讲一经刊出，当即被媒体定义为新一场“吴厉之争”

。

新浪网特地做了一个专题，还贴了一个小调查，让网民投票“吴厉之争你赞同谁”

。

不过，吴敬琏并没有对厉以宁的批评做正面回应。

在一两个月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吴敬琏《“十一五”

时期（2006~2010年）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的发言稿时（厉以宁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交锋。

如果说，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的分歧还属于隔空交火的话，那么在2005年7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上，樊纲则对吴敬琏进行了面对面的反驳。

吴敬琏首先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批评，提出了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提出了7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破坏生态环境；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

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

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

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

所以就有一句话：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

樊纲的观点与吴敬琏不尽相同，他在演讲中说：“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

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樊纲立论的基点是中国的就业问题。

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

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

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