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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星与批孙 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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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写作班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创作都陷入了困境。

于光远的写作组从1961年写到1964年，只写出一些“部件”

，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体系。

孙冶方的写作组苦战经年，反复研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它最终流产，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末，孙冶方出狱之后，再度组织吴敬琏等人攻关，在他去世之前竟然仍未完成。

于光远的班子撰写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进入社会主义部分后，却进展缓慢，几乎寸步难行。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我总感到编写组的气氛有些特别。

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最终，于光远的这个班子只写出来若干篇章，其中包括吴敬琏独立写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以及他与陈吉元等人合作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

1963年初夏，33岁的吴敬琏、周南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吴晓莲出生了。

当时，他们家的第三代全部住在北京南长街那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

吴晓莲与四个表姐、表哥都归邓季惺统一管理，这位已经彻底靠边站的“右派分子”

重新拾起当年在南京第一托儿所当所长的劲头，乐此不疲地干起了保姆总管的工作。

风华正茂的吴敬琏在工作、生活上两厢得意，似乎正处在事业的上升阶段。

可是命运总喜欢在最不经意的地方玩一出恶作剧。

紧接着，一件让吴敬琏终生悔痛的事情发生了。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

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

。

他还指出了陈伯达在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概念错误，例如把“商品流通量”

说成是“商品供应量”

，这自然引起后者的嫉恨。

1963年年底，孙冶方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

据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

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

）。

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20世纪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淡出领导层核心。

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