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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1（第3页）

视为发展的“必由之路”

和“必经阶段”

，甚至连一些市场元素最为活跃的地区和省份也提出了“经济重型化”

的要求。

据吴敬琏回忆：“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

当时，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中关村高技术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当吴敬琏和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向北京市的领导人作汇报时，对方反过来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很为难。

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

接下来，北京市所采取的办法则让他颇感意外——2002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

。

这年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

12月23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

2003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5.5万辆，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加上北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14亿元。

就这样，北京现代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200天现代奇迹”

。

就这样，北京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终于因为“一辆轿车”

而如愿以偿地实现。

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利税并不能解除吴敬琏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KD厂商（组装商）。

在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器件成本占13~34的情况下，北京要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做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件让吴敬琏感到冲击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深圳市。

深圳是中国重要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心，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基地，拥有华为、中兴以及台湾富士康等众多中外高科技公司。

吴敬琏是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两年一次的高级顾问例会上，深圳市的党政领导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经济存在“结构太轻”

的“重大缺陷”

，需要进行“重型化”

转型。

据此，他们还提出扩大辖区面积、发展重化工业的设想。

当时与会的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等人对此不表赞成，吴敬琏和高尚全等学者还将深圳与香港进行了比较——后者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前者的GDP只有香港的16，却出现了土地紧张的状况，这表明深圳的产业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出路在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不应当寄希望于外延的扩大。

不过在开始，吴敬琏只是把全国掀起的重工业化投资热看作部分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

看到了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2004年的4月和5月份，吴敬琏两次南下浙江调研，在这里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自1993年之后，吴敬琏对浙江情有独钟，将之当成自己观察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试验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产业以轻工业、加工业为主，自1998年之后，外贸经济急速发展，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销量第一，在经济最为低迷的1990年前后，吴敬琏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生动的经济活力，此后，浙江省也成为他最喜欢行走的地方。

这一次，吴敬琏在浙江的9个县市做了调研，他发现，在经历了20多年的数量扩张后，浙江经济出现了疲态，当地官员发出“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过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

的叹息。

按吴敬琏的观察与分析，浙江的问题出在产品档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以及市场业态过于低级等原因，所以应当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大下工夫。

然而，他的观点却似乎不为浙江的许多官员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