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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1（第3页）

第二，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一直在谋求企业经理权力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同时扩大。

这形成了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刺激。

在“新的收入分成制”

（指财政“分灶吃饭”

体制）下，“利润”

留成可以用于地方政府开支。

这些“实际上是一种租金（rent）”

。

一些读者不解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租金”

、“寻租”

等生疏辞藻，便给编者去信询问。

为了面答读者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两位主编吴敬琏、荣敬本向吴在耶鲁结识的朋友、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钱颖一请教，也研究起寻租理论来。

研究的结果使他们感到，寻租理论正是用来解答当时在中国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官倒”

何以会如此猖獗问题的一把钥匙。

于是，他们就筹划组织了一场关于寻租和腐败的大讨论。

吴敬琏在一篇介绍文章《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重视这种理论，因为它的有些论点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寻找有效的救治办法，会有所启发。”

当时的中国民众对“官倒”

这种腐败现象议论纷纷，然而当时人们对产生的原因却有很大的分歧。

据吴敬琏分析，主要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以来腐败愈演愈烈，说明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应当退回去搞计划经济。

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腐败与市场经济是必然相关的，然而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对腐败应该忍耐，甚至应当支持。

第三种，也就是吴敬琏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腐败，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当行政干预还广泛存在，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解决的办法，应当尽力推进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秩序。

吴敬琏认为，运用寻租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探明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

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

的众多机会。

正是运用这一理论，他对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

进行了客观的剖析——“双轨制”

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货币化”

或“权力资本化”

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从而他推断得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消极现象，显然不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看不见的手”

拨弄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发育严重不良，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多方干预，是由于“看得见的脚”

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

时间过去了20多年，但吴敬琏的这段话似乎从未褪色过，而且日益显出他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