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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最后的孙冶方 2（第3页）

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尽管尝试了多种方式，企业搞活的任务却始终无法达成。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决策层改变了改革的“主战场”

，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这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二是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资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区”

，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

。

正是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让中国经济的格局焕然一新。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曾经按照“市场社会主义”

的思路进行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它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自主权的试验与探索，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变战略以后，改革才进入了逐步前进的正轨。

这一战略在实质上是把重点放在创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条件上，而不是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

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

在这样一种战略安排下，中国改革突破了苏联教条和对国有制的崇拜。

当然，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实都已是孙冶方所无法看到的了。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既产生了巨大的亢奋，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复兴的列车已经轰轰开动；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而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却显得那么苍白，“苏联模式”

的破产、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碰壁，以及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扬弃，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一条充满了冒险气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锡克之后，吴敬琏等人深感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贡献，需要寻求较之“政治经济学”

更坚实的基础。

他们一边协助孙冶方整理书稿，一边向经济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

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是年，他已经53岁。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

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闭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

孙冶方把身后的学术文稿整理工作交给了他们这些晚辈，而他却深深知道，这条学术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倾注了一个卓越生命的全部热情与时光的结论竟是“此路不通”

。

窗外，美国东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内心却黯淡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