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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鸦片战争缘何战败（第2页）

腐败的中华帝制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苟且偷安的贪腐气息。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

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牟利。

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

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

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

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

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

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

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

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

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

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驻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

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

宁波、余姚、慈禧、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诗人陆嵩语）。

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

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

“为害甚大”

，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这样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